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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疑中国式管理>>
　　什么是“中国式管理”？
　　现在比较普遍的看法就是“以中国管理哲学来妥善运用西方现代管理科学，并充分考虑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以及心理行为特性，以达成更为良好的管理效果。中国式管理其实就是合理化管理，它强调管理就是修己安人的历程。中国式管理以“安人”为最终目的，因而更具有包容性；以易经为理论基础，合理地因应‘同中有异，异中有同’的人事现象；主张从个人的修身做起，然后才有资格来从事管理，而事业只是修身、齐家、治国的实际演练。”
　　疑问一，中国有管理哲学吗？
　　可以肯定地说，中国的哲学思想里面包含有管理思想。但这样的思想是零星的，是散见于中国的各类典籍中的，是不成体系的。中国不但没有一个哲学家或者思想家对“管理”提出一系列的理论或思想，甚至也没有谁把中国哲学家们的这些零星的思想进行整理过，所以，传统中国还远远说不上有“管理哲学”的存在。
　　退一步，即便“中国管理哲学”这一说法成立，那么其具体所指又是什么？先秦时期的“百家争鸣”，儒家主张“修己安人”，主张“治心”，法家的代表韩非则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：“释法术而任心治，尧不能正一国；去规矩而妄意度，奚仲不能成一轮”；道家干脆就说“无为”。不但各派相争，而且同宗相异。儒家代表中，孔子，荀子，孟子，他们对普通民众的态度和观点都大不一样。那么，所谓的“中国管理哲学”，究竟是指什么？管理思想是要运用到实践中去，在具体的实践中，我们 要遵从中国式管理哲学，究竟是要儒家的“治心”，还是要法家的“规矩”，还是干脆都不要，“无为”？
　　疑问二，“中国管理哲学”可以“妥善运用西方现代管理科学”吗？
　　我们知道，“现代管理学”始于管理大师德鲁克写于1946年的《公司的概念》。在德鲁克之前，所有的企业管理几乎都是在谈论“企业和利润”，从德鲁克《公司的概念》开始，才谈论“组织和绩效”。而中国的“组织管理”，以儒家思想为主要根据的家族式管理和独裁垂直式管理，它是适应中国农业社会的管理方式，这种管理方式早已无法适应工业时代和知识时代对组织管理的要求，也跟不上中国融入全球化的步伐。
　　疑问三，中国式管理可以“达成更为良好的管理效果”吗？
　　看一种管理方式的未来，可以先看它在过去的成果。中国的传统文化中，不乏真知灼见和伟大的思想。但是，它们在实际运用中却早已变形走样。在国家的管理中，真正起作用的，不是皇帝的旨意和政府的律令，而是官场上的〈〈潜规则〉〉（吴思著）。在商业社会，中国传统的官场政治在企业中的运用所形成的“公司政治”，都一直是中国管理最大的拦路虎和最难对付的敌人。其他诸如“窝里斗”、“朕即天下”、“庸人集团”、“碰杯万岁”、“有罪推定”、“诸侯割据”、“安插耳目”等，都是传统“中国式管理”带来的“遗产”，“每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，但三个中国人就是三条虫”，正是对所谓“中国式管理”的最大讽刺。
　　疑问四，“只有从个人的修身做起，然后才有资格来从事管理”？
　　从整体上看，中国传统文化对个人道德修养的关注远远超过对组织管理的关注。在西方管理研究中，企业管理主要是针对组织，个人道德修养属于励志学范畴，前者代表是德鲁克，后者代表是卡内基。中国传统文化主流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管理思想，没有发展出任何深奥的管理理论，只揭示一个原则，即管理者当以德治国。与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这样强调个人修养相反，“厚黑学”却成了我们这个文化中组织生存的潜规则。历史上那些有些成就的帝王将相，大多都是在个人道德上存在着许多污点的人。潜规则的产生，根本原因是因为“正规则”的无法施行，是因为它对个人道德修养的要求超过了实际可能而产生的“反弹”。
　　
　　
　　结论是：“中国式管理”是一个伪命题；即便勉强承认这一说法，它也不能给现代的中国企业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助益。事实上，中国古代的政治组织体系中，一直没有产生现代意义上的“管理”概念，更不要说是管理哲学、管理科学或管理技术了。
　　不可否认中国的哲学思想中，有许多可以拿来启发我们的管理思想。但现实的情况是，西方文化比传统文化在事实上更影响着人们的工作和生活，而且这一趋势并未改观。在当前的中国，最紧迫的，不是急于去挖掘那些古董和陈尸来为自己的无知壮胆，而是静下心来，虚心学习别人的先进技术与科学（管理就是一门科学，你把它拔得再高也没用）。多少年来，中国一直在学习西方，但成果并不令人满意。但是，这不是西方管理科学的错，而是由于我们自己的浮躁和短视。试问，究竟有多少企业家认真读过德鲁克的著作？有多少企业家又认真读完松下幸之助的《经营管理全集》？放着充满智慧和“大道”的著作不读，而是与与市场上那些低等的“管理著作”一起狂欢，从“奶酪”到“执行”，从“ＸＸ决定成败”到“ＸＸ是个好员工”，从“三国”到“西游”，从“狼”到所有的动物，从“没有借口”现在的“中国式管理”……狂欢过后才发觉，原来我们什么都没学到。
　　对于中国企业的管理者，我们有着太多的困惑与痛楚。今天中国企业管理所遭遇到的尴尬和困惑，是中国社会整体性变革中所遭遇到焦虑的一部分，也是浮躁的中国企业管理者和浮躁的 “专家、学者”急功近利的必然结果。